2020年7月1日，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庆祝园区开发建设15周年。

2020年7月17日，同样位于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EC）的泰国正大-广西建工产业园官方宣布，园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建设不减速，预计2020年内完成建设。

中资海外产业园的投资方兴未艾。这些由中资企业投资的海外工业园，官方的属性是“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

根据中国商务部和财政部颁布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考核办法》（商合发〔2015〕296号），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资控股企业，通过在境外设立的中资控股的独立法人机构，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产业园区。”

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统计，截至2019年11月，被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410亿美元，入区企业近5400家，上缴东道国税费43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近37万个。

“近年来，境外经贸合作区带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和生动实践。”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9》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现实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

01 国际直接投资模式3.0版

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欧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常用的在东道国设立独资或合资工厂的模式是FDI的1.0版，日本制造业大厂带领相关零部件企业一起在东道国某个区域集中投资、形成局部产业链配套和规模效应的模式是2.0版，那么中资企业在海外建立产业园区的模式堪称3.0版。

与1.0版、2.0版主要服务于投资主体本身的生产需要不同，中资海外产业园区的服务对象并不局限于园区的投资建设方，园区的功能也不一定与投资建设方的主业相一致，因此海外产业园区的中方投资者类型更为多元。

以通过商务部和财政部确认考核的20家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例，中方投资者包括以下几种：

制造业企业，如海尔集团；资源型企业，如中国有色矿业、中航林业；贸易公司；投资机构，如华立产业集团、上海鼎信投资。以主导行业划分，中资海外产业园主要有六种类型：

以谷物和经济作物等的开发、加工、收购、仓储等为主的农业产业型园区以纺织、机械、电子、建材等为主导产业的轻工制造型园区以矿产、森林、油气等资源开发、加工和综合利用等为主导的资源利用型园区以高新技术及产品的研发、设计、实验、试制为主导的科技研发型园区以商品展示、运输、仓储、集散、配送等为主导的商贸物流型园区综合产业园区

02 中资出海企业的“唐人街”

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到海外进行实业投资，东道国的中资产业园区往往是首选的落脚点。中资企业选择中资海外产业园，主要出于安全性、便利性和经济性三个方面的考虑。

东道国的工业基础设施通常十分落后，土地产权不明晰，电力、供水、排污、道路、治安等都难以保障。外资企业要在当地设厂运营，首先必须解决基础设施问题。

对于初来乍到的外国企业而言，要解决这些障碍势必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资金成本，例如铺设一条专用的高压电力线路。

产业园区作为中国投资的桥头堡，已经提前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合法取得了当地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具备了在园区内开展生产运营所需的水、电、交通等条件，中资企业入驻园区即可规避基础设施不配套的风险。

中资海外产业园还满足了中资企业海外“抱团取暖”的需求。入驻中资海外产业园的企业也大多数是中资企业。

一方面，同类或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园区集聚，有可能在局地形成微型产业链，从而尽可能实现资源互补和规模效应。

另一方面，大多数园区还为入驻企业提供商务考察、企业注册、优惠申请、财务会计、税务申报、报关手续、签证招工、生活配套等服务，尽可能解决企业和外派员工的后顾之忧。

例如，有些园区引入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让企业可以就近获得服务。总之，中资企业入驻海外产业园，可以节省不少隐形成本。

除了运营成本，税负是企业入驻园区的更重要因素。由于境外投资运营的风险高于在本国投资，中资企业对于境外投资的资金回报率期望值更高，相应来讲对税负的敏感度更高。

因此，税收优惠是大多数中资海外产业园区的招商杀手锏。企业所得税减免是最常见的优惠措施；对于加工出口型企业，原材料进口关税、产成品出口关税、增值税等的减免也非常有吸引力。

03 建园之路并不平坦

中资海外产业园所面临的风险与其他类型的中资境外投资项目其实别无二致，而由于产业园投资规模大、占地面积大、运营周期长等特点，政治风险、资金风险、运营风险尤其突出。

中资海外产业园绝大部分位于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数政局相对动荡，法制落后，行政效率低下，腐败现象较普遍。这种投资环境往往给中资园区投资企业在项目审批、合同谈判、土地获取、开发建设、劳动用工、税收政策等关键方面造成非常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

而由于产业园投资在经济落后的东道国通常属于重大引资项目，当地政府往往深度介入，一旦项目由于东道国政府的不当行为或不作为而陷入困境，投资方的救济手段将极为有限、耗时且通常收效甚微。

例如，在非洲一个中资园区项目中，当地政府曾许诺承担园区30%的基础设施成本，并且园内企业可比园外企业多享受两年税收优惠待遇，但这些承诺都没有得到有效兑现。

海外产业园的建设本身需要大量的资金，融资是中国投资方最头疼的难题。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有三：

中资产业园的东道国通常是经济较落后的国家，金融基础设施本就落后，金融机构稀缺，中资金融机构更是阙如，当地的金融体系未能与国际信用和结算网络有效对接；园区的主要资产是土地，但受限于东道国的产权保护不完善、政治动荡、货币贬值等不利因素，园区项目难以用土地为自身进行担保融资；由于东道国信用评级较低、项目本身的运营风险较高，即便有金融机构愿意提供跨境融资，相应的条款、条件和增信措施也可能令普通的投资者望而却步。在全国工商联于2018年12月召集的一次关于民营企业投资境外工业园区的座谈会上，有民企老总吐槽：“最艰难而心酸的时刻，甚至要变卖国内资产来支撑境外园区的发展。”

园区盈利模式的单一也是造成融资难的原因之一。

目前，大多数海外产业园的盈利模式主要有三种：土地出让、不动产租赁、配套或增值服务。

第一种模式产生短期现金流，但受制于园区的土地储备规模和东道国的法律限制；第二种模式可产生长期的现金流，但不利于快速收回园区的投资；第三种模式的盈利能力取决于区内落户企业的需求层次和园区运营方的服务能力，对园区运营方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物业服务及与投资相关的服务（如企业注册、劳务介绍、税收优惠申请等）是比较常见的服务类型。少部分产业园正在探索提供资金理财和人民币结算方面的服务。

相对而言，由一家行业龙头企业投资并运营、围绕投资方的主业进行招商引资、形成以园区为中心的产业集聚的“以产兴园”模式，盈利状况较好。

与当地有一定资源和实力的企业合资，也是中方投资者破解融资难题、规避投资风险的常见路径。从运营情况看，当地合资伙伴对园区的招商也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合资园区的企业入驻率似乎更高。

04 依旧乘风破浪

近年来，国家对境外工业园的重视和支持有增无减。

商务部、财政部于2013年颁布了《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确认考核和年度考核管理办法》（商合发〔2013〕210号），并于2015年对该办法进行修订，形成了《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考核办法》（商合发〔2015〕296号）。

根据考核办法，通过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可以申请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资助。据商务部官网，截至目前通过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共有20个。

根据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关于支持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商合函〔2013〕1016号），国家开发银行除依托境内股东信用提供贷款模式外，还将积极探讨依托境外金融机构信用、项目自身及其他资产抵质押、土地出让应收账款质押等模式，为合作区实施企业提供融资支持，通过与东道国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合作，以转贷款、银团贷款等方式，为入园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在2019年4月25日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境外经贸合作区分论坛上，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介绍，将在非洲兴建和升级一批经贸合作区，做好规划引导，稳妥推进东南亚、南亚、中东、东欧和拉美地区合作区建设。

2019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深化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培育一批产业定位清晰、发展前景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境外经贸合作区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文告中。

例如，2019年7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联合声明》提到：“双方赞赏吉大港中国经济产业园区的建设进度，鼓励中国企业对孟经济园区进行投资。”

2019年11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王国政府联合新闻声明》写道：“双方同意推动产业规划政策深度对接，依托中泰罗勇工业园等合作平台持续扩大产能合作。”

受到泰国合资园区的业绩的鼓舞，一家中资企业于2017年开始在墨西哥投资新建一个工业园，复制泰国的经验。广东一家制鞋企业，在入驻非洲一个中资工业园四年之后，毅然决定投资10亿美元开建自己的非洲工业园，计划2020年建成招商。2020年4月底，位于印尼苏拉威西省的一个中印尼合资钢铁产业园的二期项目正式投产。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深入推进，中资海外产业园还将继续乘风破浪，搭载越来越多中资企业的出海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