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评论员 朱珉迕

　　“中国已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未来将继续大幅缩减负面清单，推动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全方位对外开放，并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我们将新布局一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再度宣布一系列新的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强调中国将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首要的这一条——“在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释放出包括自贸区扩围在内的种种信号，收获各方高度赞誉。而舆论对自贸区扩围的想象，也在热烈展开。

　　此前，有关会否布局新一批自贸区的讨论，就在坊间有所流传。从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挂牌、正式试水自贸试验区开始，5年半时间，中国的自贸区布局已从单兵突进转向多点开花。在“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的语境下，纳入更多的“点”构起一张更大的探索之“网”，进而撑起一个更为厚实的对外开放基本“面”，当属众望所归。

　　但中国的自贸区建设，真正的发力点和看点，不只在规模之大，更在于开放力度之大、在于改革程度之深。自贸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性的“发展亮点”，也从来不应被视作盆景，视作吸引特殊优惠政策的洼地。它们需要被视作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标志性载体和平台，乃至成为观察中国在改革开放之路上砥砺前行的一个缩影。而其意义，正在于有限空间内蕴含着的无尽改革动力和开放潜能。

　　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时曾向全世界宣布，将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鼓励和支持上海在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大胆创新探索，为全国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新片区的具体方案尚未公布，但其核心内涵已经广为人知：作为一片新的试验田，要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区，实施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建设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既然要对标国际最高，剑指“国际竞争力”，自然需要始终置于全球的视野之下，同国际通行的标准、规则相比照，尤其是力争以比肩世界顶级水平的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程度，来吸引全球资本、配置全球资源。这里，最重要的想象力，就是更大力度的开放与“放开”，而其背后，仍是更深层次的改革。

　　改革开放是中国自主选择的进步之路，也是让这个国家取得今天的成就、并不断开创未来的必由之路。回首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不断深化的改革，始于基层的点状实践，随后逐步聚点成网，进而遍及全国。比照这个路径，自贸区的不断扩围，还真像一个缩影。而扩大开放，则不仅是简单的对外交往和交易。它更是一种始终将自身置于全球坐标系中的站位，是一种在快速全球化时代及时踏上节拍、捕捉机遇的敏锐，也是如今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大国担当。

　　开放是一种坚定的姿态，而改革是使这种姿态得以坚定的基石。自贸区的前五年，着重于投资贸易便利化层面的制度性探索，应运而生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商事登记制度等，都已经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标板。但先前的探索也并非没有短板——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之外，外界对投资贸易自由化的期待，同自贸区的现实之间仍有落差。这种落差，表面在于政策的开放度和一些既定举措的落地成果，背后的实质，还是对于全球性市场竞争与合作的接受度。

　　能够接受、拥抱并深度融入全球市场，意味着看到全球合作竞争带来的无限机遇时，也能看到其伴随而来的考验与风险，并自觉对一些已经被习以为常的、偏于保守而不合时宜的运作规则和治理方式进行改变。自贸区的“压力测试”，往往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如今自贸区再度扩围，无论是上海自贸区呼之欲出的新片区，还是全国范围内更多纳入的新试点，其起点或有差异，但有一颗“初心”是一致的，即通过真正实质性的改革举措，来支撑更大力度的开放措施，以更大力度的开放措施，来推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

　　自贸区的扩围，是扩大外资市场准入的一环；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又是整个中国经济更大程度面向全球、面向市场的一环。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中，已经点明了其间的精义：“公平竞争能够提高效率、带来繁荣”。